1.何为"义理"

"义理的普遍性"既不是指"事实的普遍性"、也不是指"价值的普遍性"，而是指"义务的普遍性"，因为我们所说的"义理"不是指别的理，而就是义务之理。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①这一判断看来可以归之于道德事实的普遍性判断，这种普遍性是对人性的一种解释，是指人共有的善端，指人的共性。恻隐之心为人履行义务提供了一种最初的动力之源， 但它本身并不发出命令，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去做，也就是说，它本身并不是义务。 说人普遍地具有恻隐之心是一种对事实的道德解释，但这并不是在说义务的命令，不是在说义务之理。

孟子又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②后来陆象山也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③这里是在说"理"，说"义"，但是，首先，这里所说的"义""理"是不是我们所说的"义务之理"尚不明确；其次，以"共同性"来说"普遍性"总是含有解释事实的意味，而我们所说的"义理"却是指"应当"，指命令，而不管众心或圣心是否"同"，是否"悦"；最后，这里都讲到"圣人"，讲到"圣人之心"，这看来是涉及到一种理想的普遍性，境界的普遍性、价值的普遍性，而并非指义务的普遍性。境界的普遍性与人的心灵不可分，与主观性不可分，而义务的普遍性则必须与客观性联系在一起。孟子、象山等当然也讲到过义理的普遍性，但孟子和象山更经常地是把人心最起码的恻隐之情与最高的体悟境界融为一体，把事实的普遍性（共同性）与理想的普遍性（神圣性）融为一体，把人人都有的一点善念与圣人才能达到的圣域融为一体。

而我们却要在这两者之间首先划出一块大大的空场，这块空场也就是普通人活动的世界，也就是义理运行的世界。在此，义务自外说是命令、是法则，自内说是敬重、是勉强。所以，我们所说的"义理的普遍性"就既非人性的共同性，也非神圣的理想性，而只是指∶这些义理普遍地适应于所有人，要求每个人都无条件地履行它们。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在生活中遇到这样一个特殊判断∶"我不应当对张三撒谎。"那么，如果主体不变，而仅仅把对象普遍化，则成为下面这个判断∶"我不应当对任何人撒谎。"

这已经是一个具有某种普遍性的行为准则了，我们可以说这种普遍性是"涉及对象的普遍性"，但这一行为准则还只是一个自我的行为准则，于是，我们还可以再将它普遍化∶"每个人都不应当撒谎。"这就是一个完全普遍化的义务命令了，我们所说的"义理的普遍性"就是指这样一种"普遍性"，即一种"涉及主体的普遍性。"而在这种"涉及主体的普遍性"中， 实际巳包涵了"涉及对象的普遍性"。单纯"涉及对象的普遍性"是时间性的，指一个人应当"终身行之"，不论在什么时候，面对什么人，都应该履行其义务；而"涉及主体的普遍性"则是全面的，是指应当"一以贯之"，不仅是纵的"一以贯之"，而尤其是横的"一以贯之"，即每个人都应该履行这一义务。

2.问说文言文翻译

问说 刘开（清）字明东、方来 号孟涂 原文： 君子学必好问。

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

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 贤 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

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 （nàn） ， 审问而明辨之也。《书》不云乎？ “ 好问则裕。

” 孟子论 “ 求放心 ” ，而并称曰 “ 学问之道 ” ，学即继以问也。子思言 “ 尊德性 ” ，而归于 “ 道问学 ” ，问且先于学也。

古之人虚中乐善，不择事而问焉，不择人而问焉，取其有益于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圣人择之，刍荛 （ráo） 之微，先民询之，舜以 天子而询于匹夫，以大知而察及迩言，非苟为谦，诚取善之弘也。

三代而下，有学而无问，朋友之交，至于劝善规过足矣，其以义理相咨访，孜孜焉唯进修是急，未 之多见也，况流俗乎？ 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学有未达，强 （qi ǎ ng） 以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 （duo） ， 如是，则 终身几无可问之事。

贤于己者，忌之而不愿问焉，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焉，等于己者，狎之而不甘问焉，如是，则天下几无可问之人。人不足服矣，事无可疑 矣，此唯师心自用耳。

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谨护其失，宁使学终不进，不欲虚以下人，此为害于心术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 不然，则所问非所学焉：询天下之异文鄙事以快言论；甚且心之所已明者，问之人以试其能，事之至难解者，问之人以穷其短。

而非是者，虽有切于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学之所以不能几 （jī） 于古者，非此之由乎？ 且夫不好问者，由心不能虚也；心之不虚，由好学之不诚也。

亦非不潜心专力之敌，其学非古人之学，其好亦非古人之好也，不能问宜也。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圣人所不知，未必不为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圣人之不能也。理无专在，而学无止境也，然则问可少耶？《周礼》，外朝以询万 民，国之政事尚问及庶人，是故贵可以问贱，贤可以问不肖，而老可以问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

孔文子不耻下问，夫子贤之。古人以问为美德，而并不见其有可耻 也，后之君子反争以问为耻，然则古人所深耻者，后世且行之而不以为耻者多矣，悲夫！ 译文 ： 君子们学习一定喜欢询问，问和学是相辅相成的。

不学习就没有办法发现疑问，不询问就没有办法增加知识；喜欢学习而不勤于询问，并不是真正的喜欢学习的人。道理明了了，而有的人却不能使道理用于实行；认识到粗略的一面，有的人却不知道其细微的方面。

除了询问，还能怎么解决呢？比自己贤能的人，向他询问以除去心中的疑惑，这就是所谓的到有学行的人那里去判定是非。不如自己的人，向他询问以求有所收获，这就是所谓的有才能的人向少才能的人请教，学问和品德高的向学问和品德低的人请教。

和自己差不多的，向他询问借以共同研究，这就是所谓的互相诘问，详细的询问，明确的辩解。《书》不是说过吗：“喜欢询问就能使自己的学识丰富。”

孟子论证的学问上找回自己放纵散漫的心，也就是学问之道，在学习后要紧跟着要问。子思说过， 君子重视品德，但还要好问勤学，询问是先于学习的。

古代的人虚心采纳善言善事，不挑选事情询问，也不挑选人询问，只是从中吸取有益于自身的东西罢了。狂人的话，圣人也会有选择的接受；地位低下的樵夫，古圣先王也向他询问。

舜以天子的身份向平民询问，以大智慧去知晓那些浅近的话，这并不是一时故做谦虚，确实是非常善于采纳善言。自从三代夏商周之后，就只有学习而没有询问了。

朋友之间的交往，能够作到规劝行好事不行坏事就够了。那些在大是大非上相互请教，非常勤勉的只是以进修为急务，并不多见，更何况那些世俗之人呢？认为自己是对的，认为别人是错的，这是世俗的通常的毛病。

学习有不通达的地方，不理解而偏偏以为理解；所持的道理并不稳妥，只是妄自凭主观猜测。如果这样，那么终生就没有什么可以询问的事情了。

对于比自己贤能的人，妒忌他们而不愿意询问；对于不如自己的人，轻视他们而不屑于询问；和自己差不多的人，熟习他们而不乐意询问他们，如果这样，那天下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询问的人。别人不值得自己服气，事情没什么有疑问的，这不过是以己心为师，自以为是罢了。

自以为是，这不过是小的毛病。明知自己见识浅陋却严密的掩盖自己的过错，宁愿使自己的学识终生得不到进步，也不愿不耻下问。

这是居心不端正啊，这是大的毛病，而犯这类错误的常有十之八九。 如不是这样，还有所问非所学的：询问那些天下的奇字僻典和琐屑事物只是为了说说好玩；更有那些明明自己已经明了，询问别人用来试探别人的才能的，那些非常难的问题，也追问别人看别人出丑。

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有与品德修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且可以收取到善的益处的，寻求一个学生也得不到啊。唉！学问之所以不能接近古人，难道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吗？况且那些不喜欢询问的人，是由于不虚心。

3.何为义理啊

义理、考据、辞章

所周知，义理、考据、辞章是桐城派三位一体的论学论文术语。姚鼐首次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义理、考证（考据）、文章（辞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树立了桐城派文论的纲领和旗帜。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三者作为构成“学问”、“文章”（“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姚鼐《谢蕴山诗集序》）的一部分，各有存在的需要和价值，不可偏废；二是三者应该互相吸收和补充，以使各自更加丰富和完善；三是三者的关系是有层次的，“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但姚鼐所谓义理，主要是指程朱理学。姚鼐谈义理以端正立言之旨，谈考据以充实作文内容，都是站在古文家的立场上，从如何写好文章的角度来说的，这是作为文章家（“辞章家”）的姚鼐与理学家（“义理派”）、学问家（“考据派”）相异的地方。但在论学层面上，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仍然没有超越汉学、宋学的藩蓠而上升到方法论层面，使之重新整合，交相为用，因此，在姚鼐和桐城派那里，义理、考据、辞章的意义还比较狭窄，没有根本的创新和突破。不过，姚鼐和桐城派古文家要求把鲜明的思想观点、确凿的事实材料、精练的文字表达相统一，实是一种严谨踏实的学风，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相统一的观点对于思考和总结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将尝试借用这三个概念来探讨现代人文学术研究的理路范式。在现代人文学术研究方法论的视野中，考据指现代人文学术研究中的实证性研究方式，如校勘、考证、释义、定量分析与统计、中西比较等语言文献研究方法；辞章则包括定位学术研究的视界，建构其逻辑框架，调试其论证理路，权衡斟酌其表述方式等，这属于学术研究表述形式的层面；义理则主要是指学术层面上的文本内涵解读以及相应的人文批评与表达。三者之中，考据贡献材料，辞章设定方法，义理整合内容，三位一体，相辅相成。

不含恋爱意味的巧克力，在日本称作”义理巧克力”.

收到” 义理巧克力”的人，一定非回礼不可.而给的对象通常是上司

《周易彖象义理探微》

本书共分四章，分别名为“彖传义理”、“大象传义理”、“小象传义理”、“彖传、大象传、小象传之比较”。如作者所说“本书撰作之目的，乃是据义例以言象数，据辞义以明哲理”，故每章均包括“阐释义例”与“分析哲理”两部分。阐释义例，作者着力于“正诸家之误释”及“补旧说之未备”。以为，“上”、“下”、“往”、“来”之说实为反覆卦之义例，而旧说每以爻变或爻之升降说释之，误也！又以为，“六二”、“九五”居中得正，其应者每多以“凶”、“吝”，故所谓 “正”、“应”之吉，亦须视乎其他因素。此等均一一辨误以正之。又以为，“志行”之说，诸家多未有释，偶有论及，则率以“应”或“不应”释之。

4.大义感人文言文翻译

【译文】 理义的力量足以深深地打动人心，能够穿透肌肤，深入骨髓，这只不过是在言语瞬息 间的事，原本没有什么奇怪诡异之处。楚昭王遭到吴王阖庐进攻的祸难，国灭出逃，父老们 送他，他说： “父老们回去吧，哪用怕没君主呢！ ”父老们说： “君主是这样的贤明！ ”就都跟 着他，有人奔走到秦国，痛哭请求援兵，竟然收复了国土。汉高祖入关，召来各县豪杰说： “父老们被秦朝苛刻的法令所苦已很久了， 我应当在关中称王， 和父老们约定法律只有三章。 我所以要来这里，是为父兄们除害，不是要侵扰大家，不必害怕！ ”于是派人和秦朝原有官 吏到各县和乡邑，告诉百姓，秦国人民大为高兴。后来项羽所到之处，残害人民毁灭城邑， 百姓大失所望。刘氏四百年的皇位基业在这时已经确定了。唐明皇逃避安禄山叛乱，到达扶 风，士兵们心中对去留很有异议，流言对皇帝很不恭敬，唐明皇把士兵们召来说： “朕委任 的人不当，以致叛乱的胡人违反伦常，需要到远处避开他的兵锋。他们仓促跟着朕，不能和 父母妻子告别， 朕很惭愧。 现在允许各人回家， 朕独自和子弟们进入蜀地， 今天和大家分别。 回去见父母和长安父老，替朕转达这意思。 ”众人都哭着说： “死活也跟着陛下。 ”从此流言 就停止了。反贼在雍丘围困张巡，部下大将劝张巡投降。张巡摆出皇帝的画像，率领将士们 朝见，人人都哭。张巡叫六员将领前来，用大义责备他并加以斩杀，士兵的心更为发奋。河 北四镇叛将自称为王，李抱真派贾林区说服王武俊，假称是黄帝的话，说： “朕以前的事确 实错了， 朋友中有得罪之处， 还可谢罪， 何况是天下之主呢？” 王武俊就首先倡议服从朝廷。 到唐德宗在奉天所下诏书到达后，王武俊派使者对田悦说： “皇帝正处在忧患之中，用恩德 来安抚我们，哪能不悔过而归附他？”王庭凑窃据成德军，韩愈去安抚慰问，王庭凑叫部下 拔出刀拉开弓来接他。到了客馆，陈列穿甲的士兵在门庭里。韩愈对他讲安史以来叛逆和归 顺所得祸福的道理，王庭凑怕部下动心，就赶他走，但终于做了藩臣。

凡这几件事，都是不同朝代而事情全部相 符合的。本朝靖康、建炎年间的祸难极严重了，却听不到这类事，这是为什么？

5.译古文读书无论资性高低,但能勤学好问,凡事思一个所以然,自有义

原文： 读书无论资性高低，但能勤学好问，凡事思一个所以然，自有义理贯通之日；立身不嫌家世贫贱，但能忠厚老成，所行无一毫苟且处，便为乡党仰望之人。

译文： 读书不论资质秉性高低之分，只要能够刻苦用功，肯于向人请教，任何事都问一个为什么，自然有通晓道理的一天；立身于社会，不怕自己出身低微，只要做到忠诚厚道老实，所做的事没有一点随意之处，就会成为乡邻们所敬仰的人。 评说： 人的天性虽然有高低之分，但治学的关键却在于刻苦用功。

学问学问，就在于勤学好问。古往今来的学问家，无不是从勤学苦练处走向成功的。

即使是天赋不好的人，也可以采取笨鸟先飞的办法，用适当的方法来获得真功夫。宋代人陈烈为自己的记忆力差而苦恼，一天读《孟子》，读到其中的“求其放心”这句话时，说：“我没有将散在外的心收拢回来，怎么能在读书的时候记住有关内容呢？”于是把自己单独关在一间屋室中，安静地坐下来读书，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从此以后，只要读过的书就不会再遗忘了。

可见，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相反，纵使天资很好如果不下苦功夫，也不会取得真学问，正如孟子所言：“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出自《围炉夜话》 作者：王永彬（清） 全文链接： 《围炉夜话》是人生格言警语。 王永彬，生平不详。

孔孟对士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个顺序由小到大，由易而难，可以说是很符合实际的。无论本人资质高低，无论家庭贫贱富贵，只要勤学会学，忠厚不苟且，就能安身立命。

欲成事业，志不可立，但也不能乱立，正是本书著者高明的所在：志不可不高。 志不高，则同流合污，无足有为矣；心不可太大。

心太大，则舍近图远，难期有为矣。本书中虽然都是三言两语，但可谓“立片言而居要”，内涵是很深刻的。

贯穿首尾的思想，多为正宗的儒家家说，不失催人奋进的教育意义。当然，由于该书成书时间久远，其中难免出现一些不合时宜的句子，相信读者自会辨明事非，拾取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