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义庆世说新语孙盛晋阳秋戴逵竹林七贤论所选的三则短文中阮籍与

若无其事。

刘公荣非常平静，能看淡世间事。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①；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唯公荣可不与饮酒②。”

【注释】①交觞：互相敬酒。觞，酒杯。酬酢：宾主互相敬酒。

②“胜公荣”句：是借用刘公荣的话开玩笑。参看《任诞》第4 则。

【译文】王戎青年时代去拜访阮籍，这时刘公荣也在座，阮籍对王戎说：“碰巧有两斗好酒，该和您一起喝，那个公荣不要参加进来。”两人频频举杯，互相敬酒，刘公荣始终得不到一杯；可是三个人言谈耍笑，和平常一样。有人问阮籍为什么这样做，阮籍回答说：“胜过公荣的人，我不能不和他一起喝酒；比不上公荣的人，又不可不和他一起喝酒；只有公荣这个人，可以不和他一起喝酒。”

2.《孙盛,字安国阅读答案及翻译》古诗原文及翻译

作者：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4~7题。

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人。祖楚，冯翊太守。

父恂，颍川太守。恂在郡遇贼，被害。

盛年十岁，避难渡江。及长，博学，善言名理。

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①，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

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贫亲老，求为小邑，出补浏阳令。

太守陶侃请为参军。庾亮代侃，引为征西主簿，转参军。

时丞相王导执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蛮校尉陶称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 盛密谏亮曰：“王公神情朗达，常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

亮纳之。庾翼代亮，以盛为安西谘议参军，寻迁廷尉正。

会桓温代翼，留盛为参军，与俱伐蜀，军次彭模，温自以轻兵入蜀，盛领赢老辎重在后，贼数千忽至，众皆遑遽。 盛部分诸将，并力距之，应时败走。

蜀平，赐爵安怀县侯，累迁温从事中郎。从入关平洛，以功进封吴昌县侯，出补长沙太守。

以家贫，颇营资货，部从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与温笺，而辞旨放荡，称州遣从事观采风声，进无威凤来仪之美，退无鹰鹯搏击之用，徘徊湘川，将为怪鸟。

温得盛笺，复遣从事重案之，脏私锒籍，槛车收盛到州，舍而不罪。累迁秘书监，加给事中。

年七十二卒。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

著《魏氏春秋》、《晋阳秋》，并造诗赋论难复数十篇。《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 ”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

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斑白，而庭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②，请为百口切计。

盛大怒。诸子遂尔改之。

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俊。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

（《晋书·卷八十二》，有删改）【注】 ①麈尾：古人闲谈时执以驱虫、掸尘的一种工具。 清谈时挥麈尾是玄学名士追求风神的表现。

②稽颡：古代一种跪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表示极度的虔诚。4.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与抗论者，惟盛而已 抗：对等B.浩等竟无以难之 难：诘问C.复遣从事重案之 案：拟定D.其子遽拜谢 谢：谢罪5.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3分） （ ）A.食冷而复暖者数四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B.与俱伐蜀，军次彭模 秦伯说，与郑人盟C.以功进封吴昌县侯 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D.请为百口切计 为天下笑者，何也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 ）A.孙盛善于言辞，明辨事理，不畏权威，和当时名人殷浩辩论时，挥洒自如，忘记了吃饭，最终也不能有定论。

B.孙盛能够明辨是非，当王导和庾亮之间产生猜忌时，劝告庾亮不要听信邪佞小人的挑拨，化解了双方的矛盾。C.孙盛认为州里派遣的官员缺乏应有的风神气度，致信桓温，桓温重新委派了人员，将贪赃枉法者押回了州里。

D.桓温认为孙盛在《晋阳秋》中对枋头之战的记录过于夸耀，很是生气，要求孙盛的儿子立即删掉不实的说法。7.把原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10分）（1）王公神情朗达，常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邪！（4分）翻译：（2）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班白，而庭训愈峻。 （6铃）翻译：。

3.文言文 乐不思蜀 全文翻译

原文：

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

“此间乐，不思蜀。”

译文：

司马文王同刘禅一起欢宴，司马文王喊来乐工舞女，特地为刘禅演唱刘禅故国蜀地的乐音舞蹈，在旁的人们都为刘禅的忘国感到悲伤，只有刘禅一人欢乐嬉笑，无动于衷……又另一天，司马文王问刘禅：“你很思念蜀国吗？”刘禅说：“这里好，这里欢乐，我不思念蜀国。”

说明

“乐不思蜀”，语出《三国志？蜀志？后主禅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这个成语的意思是：乐而忘返，乐而忘本。也讽刺，在今天，有的人地位变了，生活提高了，富裕了，贪图享受，贪图安逸，忘掉了劳动人民的本色，革命意志衰退了，思想退坡以至变质。

4.孙盛,字

孙盛（约302--374年），东晋史学家，字安国，晋代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

孙盛出身仕宦家庭，祖父孙楚曾为冯翊太守，父亲孙恂曾任颍川太守。他从小便受着良好的文化教育。

成年之后，曾任多种官职，最高至长沙太守、秘书监加给事中。孙盛一生著述颇丰，多为史籍。

见于记载的有《魏氏春秋》二十卷，《晋阳秋》三十二卷，《文集》十卷。可惜，《魏氏春秋》和《晋阳秋》早已亡佚。

今天我们能见到的部分佚文，分别留存在《弘明集》、《广弘明集》、《全晋文》、《三国志》裴松之注和《世说新语》等书中。

5.哪里有古文<直书>的翻译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

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淫乱君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

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

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

以兹避祸，幸而获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徵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案金行在历，史氏尤多。

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

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如雪。

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

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欤？盖列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於今称之。

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诌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翻译：人遵循五常（五常即五种行为规则，又称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士人有各种行为，有的邪，有的正，有的曲，有的直。

那些邪的、曲的人，被人所轻贱，因为那是小人的做法；那些正直的人，被人所尊重，以为那是君子的做法。然而世人大多都趋于邪曲而放弃正直，不践行君子的做法，而遵行小人的行为，为什么？俗话说：“正直的像弓弦一样，往往死在路边；邪曲的像铁钩一样，反而会加官晋爵。”

所以人们宁可顺从（权势）来保障自己，也不违逆（权势）以防受害。更何况史书的任务，就是劝诫世人，树立风气。

遇到贼臣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直白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一旦把他们的恶行记载下来，他们的臭名就要流传千年。这样说来，岂不可怕！ 如果环境允许这么做就去做（直笔记史），如果环境不允许这么做却做了就会凶险。

比如董狐（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写史不用隐笔，赵盾为了法度而蒙受屈辱，董狐自己没有犯错，依然果断行事，然后成就了他良直的名声，名传今古。比如齐史记载崔杼弑君， 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被处以刑罚，被当时任所嘲笑；有的写成的书被填埋，后人无法看到。

世道就是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强直的性格，和不折腰的气节，实在很难啊。因此张俨发愤，私下保存《嘿记》；孙盛心中不平，窃自撰写了《晋阳秋》寄到辽东以存其真。

以此来避祸，幸好得以保全了自己。我们足以得知世道的艰辛，也了解了实录的难能可贵了。

但是一一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直白的词句，虽然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而我们披沙淘金，有时就能有所收获。根据金行在历（五行、天文用语，可能代指一定时期），史官特别多。

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发生矛盾的时候，比如在渭曲（今陕西大荔东南）列阵，被诸葛亮所击败，又比如高贵乡公（曹髦）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杀伤。陈寿、王隐，都笔口无言，陆机、虞预，也停笔没有叙述。

到了习鉴齿（人名），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刃犯驾的说法。历朝历代的诬造，从此被澄清。

考察习鉴齿的记事，不就是近代的正直之人吗？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都追求真实。根据当时（宋孝王写《风俗传》的时候）北魏的王公，祖宗产业还没有丧尽；（王劭写《齐志》的时候）北齐的将相，后代仍然还在。

而这两人直书他们的避讳，没有一点害怕。刚正不阿，不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重视名声，壮士注重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像南史、董狐得仗义直书，不避讳权势；韦昭、崔浩的奋笔直书，无所取媚于人。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的而留芳余烈，人们到现在还称道。

和王沈写《魏书》相比，后者通过邪曲的笔法获取高官，再和董统写《燕史》相比，后者通过取媚于权势而获取荣华，一边是上贯三光，一边是下穿九泉，也不能比喻出韦昭、崔浩和王沈、董统的高下。

6.古文翻译

由于回答字数限制在10000以内，我只能解答你第一条问题。

1、曲笔 自从有了人伦，就产生了家国。孝顺父亲，教育儿子，侍奉君主，管理大臣，亲密和疏远的关系形成以后，（人之间的）等级就有了差别。

所以“儿子为父亲隐讳，直道就在其中”，这是《论语》的思想；内外有别，抑恶扬善，这是《春秋》的大义。从此以后，一切按老规矩行事。

记载历史的官员对于有涉及到君王、父辈的事情，一定用词有很多隐讳，虽然不够直白，但是维护了名教。那些搬弄词句，掩饰过错的，像王隐、虞预互相攻击凌辱，裴子野、沈休文（沈约字休文）相互释嫌道歉。

是写是删全由自己臆断，用笔记载历史随心所欲，这是作者的丑行，人们都厌恶的行为。也有弄虚作假，记录不存在的事：有的赞美别人，借以获取私利；有的诬蔑别人，借以公报私仇。

比如王沈写《魏录》贬低甄之诏，陆机写《晋史》，虚张抵挡诸葛亮的声势，班固接受金钱才开始写史书，陈寿借人的米才开始为人写传记。另外又有记载的奸贼、凶人，就算在朝市上示众，扔给豺狼虎豹去吃都不过分。

但是历史没有直白的写，用曲笔代替，如果此事已经大白天下，那么现在就不要相信书上的了。如果有从前贤人没有发现的曲笔，后来的人也不清楚的，现在稍微扩展一下见闻，用来引起人们的注意。

《后汉书·更始传》称更始帝刘玄非常懦弱，他刚即位，面朝南而立，朝见群臣，羞愧得流汗，双手摩擦坐席不敢抬头看。他还在微贱的时候，就能结交刺客报仇，在绿林避难，以豪杰成名。

怎么会贵为君王之后，反而到了这种情形？定是作者曲笔逢迎当时（权势），衬托光武帝刘秀的美名；用阿谀的言辞取媚君王，来雪刘伯升（刘秀之兄，被刘玄所杀）的仇怨。而且光武中兴时期的历史，都出自东观（当时的修史馆），有的是汉明帝所定，有的是马皇后修订，而后国统延续，书籍都没有改动，于是冒用别人姓名（指汉明帝以别人名义修史），空流传了假的写史者。

陈寿《三国志·刘后主传》说：“蜀国没有史官，所以灾难、祥瑞都没有记载。”但是又说黄气在姊归出现，群鸟坠落在江水中，成都有景星出现，益州没有宰相之气，如果蜀国没有设置史官，这些事从何得知？大概是因为陈寿的父亲在蜀国被羞辱受了髡刑，所以才加以诽谤。

古代诸侯争霸，胜负没有定数，但是别人的长处一定要夸赞，自己的短处也不隐讳。到了近古时代，不再听到极公正的言论，都说自己的国家好，都说别人的家庭坏。

而魏收（《魏书》作者）因为元氏（北魏）发源在华夏的边远地区，被华夏各部所欺凌，于是把自己抬举的很高， 把桑乾地区比喻成周、汉国家；对中原排斥贬低，把自己蛮夷之地和建邺（今南京，当时南朝国都）相提并论。作为敌对的两国，打仗结怨，在檄文当中，相互诬蔑敌人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写入史册，就不好随便写了。

如果不理解这个意思，怎么能谈论历史呢？史书上的曲笔虚假，不过十分之一二，谈论作者的罪过，已经太过太多。而魏收在史书中掺杂寓言，几乎超过一半的内容，从仓颉以来，很少见这样的人，而李百药的《齐书》被称为实录，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李百药（字重规）的父亲（李德林，也是史官）没有写到的地方，魏收（字伯起）署以公辅（李德林字公辅）的名字，借其大名，此事和顾雍（字元叹）一事类似（顾雍的老师蔡邕，对他非常赏识，把自己的名字赠送给他，所以师徒同名），既然受人恩惠就要回报，所以互相吹嘘赞美对方。

但是一定要说鲁昭公懂得礼节（语出论语），我不相信。俗语说：“给敌人冠以贼的名义，就可以征讨他们了。”

比如王劭的直言不屈，可以和古人相比。而魏书里的评论比较偏激，所以人们说它不够正直。

没有说明他（魏收）的错误之处，却轻易的对他大肆口诛笔伐，这就是所谓的师出无名，不好取胜。探寻这种观点的起源，大概是因为王劭（字君懋）写史没有采用曲笔，直言不讳，所以获罪。

有的人借史官之手，来报复私人恩怨，不然的话，为什么讨厌正直、憎恨主人如此强烈呢！ 霜雪落下，才会见到松树的风操；国家丧乱，才能体现忠臣的气节。比如汉末的董承、耿纪，晋初的诸葛恪、毋丘俭，齐初的刘秉、袁粲，周末的王谦、尉迥，都是破家殉国，视死如生的人。

而历代的史书，都称他们为逆臣，怎么能够激励名教，来规劝臣子们呢！古代记载史书，让贼臣逆子们害怕；现在记载史书，让忠臣义士羞愤。若使南、董（南史和董狐，都是春秋时史官，以直言不讳著称）有灵，一定会在九泉之下愤恨不已。

从梁、陈以后，隋、周之前，那些史书都是贞观年间史官们所撰，近代的事情容易查证，真假可以分别。那些朝廷贵臣，他们的父祖都有传记，考察史实，都是子孙们捏造的，如果去询问凡人、老人，事情和他们子孙说的有所不同，大多都不符实。

如果前秦的人不死，就能验证苻生（前秦皇帝）是被诬蔑了；蜀国的老人还在的话，就知到诸葛亮多被歪曲了。这都是自古都值得遗憾的事，不仅仅是现在！ 史书的作用，是记录功过，抑恶扬善，一朝得失，就会荣辱千年。

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如何能称史官。但自古就没有听说因为直笔被杀，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