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言文《管子》中“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

要为一年作打算，最好栽种谷物；要为十年作打算，最好栽种树木；而要为长远打算，不如培养人才。

出处：

《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

意思；

要为一年作打算，最好栽种谷物；要为十年作打算，最好栽种树木；而要为长远打算，不如培养人才。种谷物，种一次有一次的收获；种树木，种一次有十次的收获；培养人才，却可以得百倍的回报。

作品简介：

《管子》是一部记录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的书籍。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

管仲（公元前723年-约公元前645年） 汉族，名夷吾，字仲，又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 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

2.文言文《管子治国》

（第一段原文）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

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

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

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

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

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

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第一段翻译） 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

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

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

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

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

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

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第二段原文）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

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

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

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

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

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

富而治，此王之道也。（第二段翻译） 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

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

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

—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

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

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

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

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

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

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第三段原文）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

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

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

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

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

3.管子文言文《治国之道》翻译

原文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

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翻译 大凡治理国家的方法，必须首先使百姓富裕起来。

百姓富裕就容易统治，百姓贫穷就难以统治。凭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百姓富裕就能安心地生活在家乡并且重视自己的产业，安心地生活在家乡并且重视自家的产业就尊敬官吏害怕犯罪，尊敬官吏害怕犯罪就容易统治。

百姓贫穷就不安心生活在家乡，并且轻视自家的产业，就敢于冒犯官吏违犯法令，冒犯官吏违犯法令就难以统治了。所以太平无事的国家中（百姓）长久富裕，动乱多事的国家中（百姓）长久贫穷。

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须首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然后（才能）统治他们。

4.求《管子》原文,最好是简体中文

《管子》 原文：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

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 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 ，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只山川、敬宗庙、恭祖旧。

不 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

文 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只山川，则威令不 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右国颂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

倾可正也，危可安 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礼不逾节 ，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 ，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右四维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 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 ，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 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 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

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右四顺 错国於不倾之地，积於不涸之仓，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争之官 ，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

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错国 於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於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於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 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於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 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 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

故授有德 ，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 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 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世，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右士经 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

以家 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 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

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御民之辔， 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 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

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 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

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 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惟有道者，能备患於未形也，故祸不萌。

天下不患无臣， 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 为政；审於时而察於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

缓者，后於事；吝於财者，失所亲 ；信小人者，失士。 右六亲五法 〈形势〉 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渊深而不涸，则沉玉极矣。

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 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载也；风雨无乡 ，而怨怒不及也。

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寿夭贫富，无徒归也。 衔命者，君之尊也；受辞者，名之运也。

上无事，则民自试；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 。鸿鹄锵锵，唯民歌之；济济多士，殷民化之，纣之失也。

飞蓬之问，不在所宾；燕雀之 集，道行不顾。牺牷圭璧，不足以飨鬼神；主功有素，宝币奚为？羿之道，非射也；造父 之术，非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唯夜行者独有 也。 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大山之隈，奚有於深？訾讆之人，勿与任大。

譕臣者，可以远 举；顾忧者，可与致道。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 者，众之所比也；美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

必得之事，不足赖也；必诺之言，不足信也。小谨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体。

有无弃 之言者，必参於天地也。坠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而猿猱饮焉。

故曰：伐矜好专，举事 之祸也。不行其野，不违其马，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

怠倦者不及，无广者疑神。神者在内，不及者在门。

在内者将假，在门者将待。曙戒 勿怠，后稚逢殃。

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气入内，正色乃衰。

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 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 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

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 。往者不至，来者不极。

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 ，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

5.求《管子》的原文以及注释

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著述总集。大约成书於战国（前475~前221）时代。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

《管子》76篇，分为 8类：《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 7篇，《短语》 17篇，《区言》5篇，《杂篇》10篇，《管子解》 4篇，《管子轻重》 16篇。书中《韩非子》、贾谊《新书》和《史记》所引《牧民》、《山高》、《乘马》诸篇，学术界认为是管仲遗说。《立政》、《幼宫》、《枢言》、《大匡》、《中匡》、《小匡》、《水地》等篇，学术界认为是记述管仲言行的著述。《心术》上下、《白心》、《内业》等篇另成体系，当是管仲学派、齐法家对管仲思想的发挥和发展，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是宋钘、尹文的遗著。

《水地》提出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学术界有人认为这是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认为是稷下唯物派的思想。

《心术》上下、《白心》、《内业》中，提出了精气为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精气说，认为万物、人都产生於精气；精气是一种精细的气。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文中也讲“道”，认为道是“虚而无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见，耳不能听。道与精气的关系，讲得不明确。

管仲学派认为，精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小颗粒，又是构成无限宇宙的实体，说明了世界的物质性。

《管子》在唯物主义的方向上朴素地解决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认为，有意识的人，是由精气生成的。他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这是把物质摆在第一位。

《管子》没有否定鬼神，但它认为鬼神也是由精气生成的。说精气“流於天地之间，谓之鬼神”。把鬼神视为普通一物，否认它是超自然的存在，反映出唯物主义的泛神论思想。

《管子》认为，认识的对象存在於认识的主体之外。它说：“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又认为，在认识过程中，主体要舍弃主观臆断，以外物为认识根据，要反映外物的真实情况。它称这种认识方法为“静因之道”，说：“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这在认识论上属於唯物主义。

《管子》的精气论在中国唯物主义宇宙观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如王充、柳宗元等，都受过它的影响。

6.求《管子》原文

诠叙管子成书

十五卷（内府藏本）

明梅士享编。士享字伯献，宣城人。《管子》原目三十卷已不可考。明代旧本皆二十四卷。士享此本合为十五卷，而以己意诠叙之。如牧民、形势、立政、九败、版法、明法诸解，皆移附本篇之后，巳乱其次第。又谓其文繁冗不伦，乃於一篇之中分上、下二格，其定为《管子》本文者，列之上格；疑为后人搀杂及义有未安者，列之下格；其自为发明者，别称梅生曰以别之。如牧民篇国之四维一段，则云朱晦翁解繇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礼义所在，斯为一贯之旨。若此节维绝则倾，及倾可正也等语，於理有乖，恐非《管子》之言，故列下层。又权修篇天下者国之本一段，则云与《大学》、《孟子》之旨相悖，故列下层。读诸子之书而必以经义绳之，何异阅晋、唐行草之迹而纠以《说文》之偏傍耶？

管子

二十四卷（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

旧本题管仲撰。刘恕《通鉴外纪》引傅子曰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轻重篇尤复鄙俗。叶适《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於仲之本书。其他姑无论，即仲卒於桓公之前，而篇中处处称桓公，其不出仲手，已无疑义矣。书中称经言者九篇，称外言者八篇，称内言者九篇，称短语者十九篇，称区言者五篇，称杂篇者十一篇。称管子解者五篇，称管子轻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为手撰，孰为记其绪言如语录之类，孰为述其逸事如家传之类，孰为推其义旨如笺疏之类，当时必有分别。观其五篇明题管子解者，可以类推，必由后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窦耳。晁公武《读书志》曰，刘向所校本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考李善注陆机《猛虎行》曰，江邃《文释》引《管子》云，夫士怀耿介之心，不荫恶木之枝，恶木尚能耻之，况与恶人同处？今检《管子》，近亡数篇，恐是亡篇之内而邃见之。则唐初已非完本矣。明梅士享所刊，又复颠倒其篇次。如以牧民解附牧民篇下，形势解附形势篇下之类，不一而足，弥为窜乱失真。此本为万历壬午赵用贤所刊，称由宋本翻雕。前有绍兴己未张嵲后跋云，舛脱甚众，颇为是正。用贤序又云，正其脱误者逾三万言。则屡经点窜，已非刘向所校之旧，然终逾於他氏所妄更者，在近代犹善本也。旧有房元龄注，晁公武以为尹知章所托，然考《唐书·艺文志》，元龄注《管子》不著录，而所载有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则知章本未托名，殆后人以知章人微，玄龄名重，改题之以炫俗耳。案《旧唐书》，知章，綘州翼城人。神龙初，官太常博士。睿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转国子博士。有《孝经注》、《老子注》，今并不传，惟此注藉元龄之名以存。其文浅陋，颇不足采。然蔡条《铁围山丛谈》，载苏轼、苏辙同入省试，有一题轼不得其出处，辙以笔一卓而以口吹之，轼因悟出《管子注》。则宋时亦采以命题试士矣。且古来无他注本，明刘绩所补注，亦仅小有纠正，未足相代。故仍旧本录之焉。

-

---出《四库总目提要》

上面都太麻烦了，有原文和翻译.

7.文言文《管子治国》

（第一段原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

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

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

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

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

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

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第一段翻译）大凡治国的道理，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

何以知其然？人民富裕就安于乡居而爱惜家园，安乡爱家就恭敬君上而畏惧刑罪，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人民贫穷就不安于乡居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居而轻家就敢于对抗君上而违犯禁令，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

所以，治理得好的国家往往是富的，乱国必然是穷的。因此，善于主持国家的君主，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从前，历代的君主，法度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统一天下，这是什么原因呢？必定是国富而粮多的缘故。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先代圣王都是重视农业的。

凡属于治国之急务，一定要先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造，禁止了这些，人民便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只好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则土地得到开垦，土地开垦则粮食增加，粮食增加则国家富裕，国富则兵力可以强大，兵强则战争可以取胜，战胜则土地也就广阔了。

因此，先代圣王懂得人口多、兵力强、国土广和国家富都一定来源于粮食，因而都禁止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的制作，以利于发展农业。现今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和奢侈品制作的人们，干一天可以吃用五天。

农民终年劳动，却不能维持自家生活。这样，人民就放弃农业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

弃农而从事奢侈性的工商业，那土地就荒芜而国家贫穷了。（第二段原文）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

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

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

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

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

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

富而治，此王之道也。（第二段翻译）凡是农业，其收入的特点是按月算往往不足，按年算才可能有余。

然而，官府征税却急如星火，没有定时，农民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应付上面征课。耕田锄草都有季节限制，但雨水不一定及时够用，农民又只好借“一还二”的高利贷来雇人浇地。

商人秋天买粮的粮价是“五”，春天卖粮的粮价是“十”，这又是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所以，把上面的征索算进来，成倍索取农民的地方就达到四项，因为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和各种劳役放在一起。

—年四季加起来，也等于一项“一还二”的高利贷了。—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对于外逃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农民外流，这乃是粮少而农民没有积蓄的缘故。

从高山东麓到黄河、汝水之间。作物生长期早，凋落期迟，是粮食增产的好地方。

四季皆种而五谷皆收。中等年成亩产两石粮食。

一个劳力可以耕百亩收二百石。如今国家粮仓空虚而百姓没有积存。

农民卖儿卖女，其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人们的收入。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注意让农、士、商、工四民即使互换其行业，他们每年的收入也无法互相超过。

这样，农民专—务农而收入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农民专一务农田野就得到开垦，奸巧之事也不会发生。

田野开垦则粮食增多，粮食多则国家富裕。没有奸巧之事人民又会安定。

富裕而安定，这正是成王业的道路。（第三段原文）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

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

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

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

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

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