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行文言文
1.《清史稿张伯行传》译文
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人(今河南兰考县),康熙二十四年进士。
后来经过考核选拔,任命为内阁中书,又改任中书科中书。 父亲去世,张伯行回到老家,建立了请见书院,并讲解宣传儒学。
仪封城北原有座堤,康熙三十八年六且因遭大而被冲垮,张伯行招募民工用口袋装土来堵塞。河道总督张鹏翮巡视黄河后,上疏推荐张伯行能够治理河务。
皇上命他以原来的官衔到河工任职,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以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各工程。康熙四十二年,张伯行被授为山东济宁道。
适逢灾荒之年,便从家乡运来钱和粮食,并缝制棉衣,用来解救百姓的饥寒。皇上命令按各道救济灾民,张伯行便拿出仓谷二万二千六百石有余赈济所属汉上、阳谷二县。
山东市政使责备他独断专行,准备上疏弹劾,伯行说:“皇上有旨救灾,不能说是独断专行。皇上如此重视民间疾苦,应该以仓谷为重呢?还是以人命为重?”布政使只好停止弹劾事。
四十五年,皇上南巡时,赐予张伯行“布泽安流”匾额。 不久,张伯行升为江苏按察使。
康熙四十六年,皇上再次南巡。到苏州后,对随从的臣子们说:“我听说张伯行任官特别清廉,这是最难得的。”
当时曾命负责管理江苏的总督及巡抚推荐德才兼备的官员,而张伯行并没有被推荐。皇上见到张伯行说:“我很早就了解你,我来推荐你。
如果将来做官做得很好,天下都会认为我是知人善任的。”于是,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赐予“廉惠宣猷”的匾额。
张伯行上疏请求免去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因灾荒而欠交的赋税。因为福建的米价很贵,张伯行请求动用国库的钱五万购买湖广、江西、广东的米平价出售。
建鳌峰书院,置学舍,拿出自己的藏书,搜罗前代文人的文集刊印成《正谊堂丛书》,用来教学生。福建百姓祭祀瘟神,张伯行命令毁掉这些瘟神的偶像,改祠堂为义学,祭祀朱熹。
民间多尼姑,有人卖贫苦人家的女子,以致削发为尼者成百上千,张伯行命令这些人家赎回自己的女子,为她们选择配偶。有家境贫穷无法赎回的,由官府出钱赎出。
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救济淮安、扬州、徐州三府的灾荒。适逢布政使宜思恭因布政司库存亏空被总督噶礼弹劾罢免,皇上派尚书张鹏翮查处。
陈鹏年以苏州知府的身份代理布政使职务,建议布政司库所亏空的三十四万,以分别扣除官员的俸银及使用差役的费用来抵补。张伯行行文噶礼要求联名上疏,没有被答应。
张伯行便自己上疏,皇上得知后命张鹏翮一并调查。张伯行另外又上疏说明了噶礼的不同意见。
皇上对廷臣说:“看了张伯行的这个上疏,知道他与噶礼不和。作为臣子,应该以国事为重。
我办理机务将近五十年,未曾让一个人施展他的私欲。这个上疏应当放置不予理睬。”
不久,张伯行以身体多病为由提出辞官,皇上没有允许。张鹏翮请求责成张伯行的前任巡抚于准及直思恭赔偿十六万,其余用官员俸银及使用差役的费用来抵补。
皇上说:“江南亏空钱粮,并不是因为官吏侵吞。我南巡时,总督、巡抚随意挪用公款而下级官吏不敢议论。
如果责成新任官吏来补偿,我实在于心不忍,”于是让查明南巡时用款情况上报。张伯行又上疏,奏明各府州县现无着落的钱粮十万八千,皇上命令一律免于赔偿。
噶礼贪婪横行,张伯行与他相反。康熙五十年,江南乡试的副考官赵晋暗中交接考生,接受贿赂。
发榜以后,读书人议论喧哗,抬着财神进入学宫。张伯行上疏奏明这件事,正考官左必蕃也把实际情况上报。
皇上命尚书张鹏翮、侍郎赫寿查处,张伯行与噶礼会审。后得到举人吴泌、程光奎暗中贿赂的情况,供词中牵连噶礼,张伯行请求解除噶礼的职务,交有关部门严肃审理。
噶礼心中不安,也找出张伯行的所谓七条罪状上奏。皇上命二人都解职。
张鹏翮等不久奏报:赵晋与吴泌、程光奎行贿受贿事均属实,应按刑律治罪;噶礼暗中受贿事属诬告,张伯行应撤职。皇上责备张鹏翮等为噶礼掩饰,又命尚书穆和伦、张廷枢重新审查,结果仍旧与前次张鹏翮等人的意见相同。
皇上说:“伯行任官清正,这是天下所了解的。噶礼才干虽有余,但喜好无事生非,并没有清正的名声,这个意见是非颠倒。”
于是,命九卿、詹事、科道官再议。第二天,召九卿等说:“伯行居官清正廉洁,噶礼的操行我不能相信,如果没有张伯行,那么江南必然受到他的盘剥,大概要达到一半地区。
这次二人互相参奏的案子,起初派官去审理,被噶礼阻挠,以致不能得到其中的真实情况;再派官去审理,与前面的意见没有区别。你们应能体会我保全清官的心意,要使正直的人没有什么疑虑和恐惧,那么天下将会出现安定的局面。”
于是夺去噶礼的官位,命张伯行复职。 康熙五十二年,江苏布政使一职缺员,张伯行上疏推荐福建布政使李发甲、台湾道陈(王宾)、前任国子监祭酒余正健,而皇上已将湖北按察使牟钦元提拔就任。
不久,张伯行弹劾钦元将通海盗的罪犯张令涛隐藏官署中,请求逮捕治罪。令涛的哥哥元隆住在上海,造海舱,出入海洋,拥有大量资产,交接豪贵。
赶上刑部下檄文搜缉海盗郑尽心余党,崇明水师捕住一条渔船,此船的主人是福建人,却假冒华亭籍,经过查验船照,。
2.古代汉语文言文
开创大唐盛世基业的李世民有一篇留给他子孙的《百字箴》,箴云:“耕夫役役,多无隔宿之粮;织女波波,少有御寒之衣。日食三餐,当思农夫之苦;身穿一缕,每念织女之劳。寸丝千命,匙饭百鞭,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交有德之朋,绝无益之友;取本分之财,戒无名之酒,常怀克己之心,闭欲是非之口。若能依朕斯言,富贵功名可久。” 这篇《百字箴》,字字殷殷,句句切切,饱含着君对臣、父对子的谆谆教诲和深深期许。 北宋初年,宋太宗赵匡义亲书:“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箴颁赐州县,令州县刻石立于衙署大堂前,称为“戒石铭”,后世各朝都将上述十六字列为各级衙门必不可少的官箴。 明朝弘治十四年(1501年),著名清官山东巡抚年富,将“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可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制成官箴放在大堂左侧,把自己的为官之道彰明于世。 河南南阳市内乡县大堂之上有一匾,是清康熙年间内乡知县高以永亲制的:“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此官箴语句通俗,意义深远。 还有康熙时代的著名廉吏于成龙和张伯行都有自己亲制的官箴,于成龙手书一楹联贴在衙署大门两侧:“累千盈万,尽是朝廷正赋,倘有侵欺,谁替我披枷戴锁;一丝一粒,无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晓得男盗女娼。” 张伯行在江苏巡抚任上制有《禁止馈送檄》,“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上述官箴,语言精炼,内容丰富,除隐含贪与廉、荣与辱、权与责、福与祸的辨证关系外,还折射出可贵的民本思想。在这些明君贤臣心目中,民为邦本,民是水,官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当政为官者,一定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爱民、亲民、养民,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决不可愚弄和欺压他们。 古代官箴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富有哲理,蕴含政治,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为政者的宗旨;群众利益无小事,一定要把人民群众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我们日常政务工作的一把尺子;多办固本兴邦的实事好事,让老百姓心中觉得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比历朝历代的清官都强,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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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谁有张伯行的原序啊
答湖广巡按朱谨吾辞建亭·(明)张居正
承示欲为不谷作三诏亭[1],以彰天眷[2],垂有永,意甚厚。但数处以来,建坊营作,损上储[3],劳乡民,日夜念之,寝食弗宁。今幸诸务已就,庶几疲民少得休息;乃无端又兴此大役,是重困乡人,益吾不德也。且古之所称不朽者三[4],若夫恩宠之隆,阀阅之盛[5],乃流俗之所艳,非不朽之大业也。
吾平生学在师心[6],不蕲人知[7]。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况欲侈恩席宠以夸耀流俗乎[8]。张文忠近时所称贤相[9],然其声施于后世者,亦不因三诏亭而后显也。不谷虽不德,然其自许,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后世诚有知我者,则所为不朽,固自有在,岂藉建亭而后传乎?露台百金之费,中人十家之产,汉帝犹且惜之[10],况千金百家之产乎?当此岁饥民贫之时,计一金可活一人,千金当活千人矣!何为举百家之产,千人之命,弃之道旁,为官使往来游憩之所乎?
且盛衰荣瘁,理之常也。时异势殊,陵谷迁变[11],高台倾,曲池平,虽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数十年后,此不过十里铺前一接官亭耳,乌睹所谓三诏者乎?此举比之建坊表宅,尤为无益;已寄书敬修儿达意官府[12],即檄已行,工作已兴,亦必罢之。万望俯谅!
4.《周郭颐传》文言文的翻译
【译文】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县人。原名敦实,因避讳英宗皇帝旧名而改为敦实。由于舅舅龙图阁学士郑向的推荐,做了分宁县的主簿。有一件案子拖了好久不能判决,周敦颐到任后,只审讯一次就立即弄清楚了。县里的人吃惊地说:“老狱吏也比不上啊!”部使者推荐他,调任他到南安担任军司理曹参军。有个囚犯根据法律不应当判处死刑,转运使王逵想重判他。王逵是个残酷凶悍的官僚,大家没人敢和他争,敦颐一个人和他争辩,王逵不听,敦颐就扔下笏板回了家,打算辞官而去,说:“像这样还能做官吗,用杀人的做法来取悦于上级,我不做。”王逵明白过来了,这个囚犯才免于一死。
附周敦颐简介,帮助理解、、、、、、、、、、、、
周敦颐(一○一七———○七三),原名敦实,避英宗旧讳改,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以舅郑向郑向荫得官,初仕分宁主簿,厉知桂阳、南昌县,合州判官,虔州通判。神宗熙宁初,迁广东转连判官、提点刑狱,以疾求知南康军,因家庐山莲花峰下。峰前有溪,以营道故居濂溪名之,学者因称濂溪先生。六年卒,年五十七。敦颐为宋代道学创始人之一,程颢、程颐皆出其门下。宁宗嘉定十三年(一二二○)赐谥元公,理宗淳佑元年(一二四一)从祀孔庙。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宋史》卷四二十七有传。周敦颐诗,以清康熙张伯行刊《正谊堂集·周濂溪集》为底本,校以清乾隆董榕辑《周濂溪集》(简称董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周元公集》(简称四库本)等。辑录之集外诗附于卷末。周敦颐,字茂淑。
他从小喜爱读书,在家乡道州营道地方颇有名气,人们都说他"志趣高远,博学力行,有古人之风"。
由于大量广泛地阅读,周敦颐接触到许多不同种类的思想。从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一直到汉代才传入中国的印度佛家,他都有所涉猎,这为他而后精研中国古代奇书《易经》创立先天宇宙论思想奠定了基础。
十五岁时,他和母亲一同上到京城,投奔舅父郑向,他是当时宏仁宗朝中的龙图阁大学士。这位舅父对周敦颐母子十分眷顾。
在周敦颐二十岁时,舅父向皇帝保奏,为他谋到了一个监主薄的职位。
周敦颐在任职期间尽心竭力,深得民心。在生活中,周敦颐开始研究《周易》,后来终于写出了他的重要着作《太极回·易说》。它提出了一个宇宙生成论的体系。
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宋明理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宋明理学以孔孟之道的儒学为主干,还多方吸收了道家、儒家的思想精华,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
周敦颐就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宋元公案》中对于周敦颐的地位有这样的论述:"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清大儒辈出,圣学大昌。"
这里所称的元公,就是周敦颐,元公原是他的谥号。这段话明确肯定了周敦颐作为北宋理学开山之祖的地位,他常常和高僧、道人游山玩水,弹琴吟诗。
他的学问、气度,也感动过许多人来追随他学习。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程颐、程灏两兄弟。
程颐在后来回忆说,他年少时就是因为听周敦颐讲道,因而厌倦了科举仕途。立志要学习和探索儒家的如何为圣王的道。
周敦颐死后,随着程颐、程濒对他的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名声也逐渐显扬。南宋时许地方开始建立周敦颐的祠堂,人们甚至把他推崇到与孔孟相当的地位,认为他"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帝王们也因而将他尊为人伦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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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伯行的介绍
张伯行(1651年—1725年),字孝先,号恕斋,晚号敬庵,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清朝大臣,理学家。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历官二十余年,以清廉刚直称。其政绩在福建及江苏最为著名。学宗程、朱,及门受学者数千人。去世后,朝廷追赠其为太子太保,谥清恪。光绪初年,从祀文庙。有一子张师载。(概述图片来源1)
6.张伯行“行”的读音是什么
张伯行的“行”读音为:[ xíng ]。
张伯行
张伯行(1651年—1725年),字孝先,号恕斋,晚号敬庵,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清朝大臣,理学家。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历官二十余年,以清廉刚直称。其政绩在福建及江苏最为著名。学宗程、朱,及门受学者数千人。去世后,朝廷追赠其为太子太保,谥清恪。光绪初年,从祀文庙。有一子张师载。
张伯行著作宏富,有《正谊堂集》十二卷、《道南源委》、《道统录》、《伊洛渊源续录》、《居济一得》、《小学集解》、《续近思录》、《学规类编》、《性理正宗》、《广近思录》、《濂洛关闽书》、《困学录集粹》、《濂洛风雅》(均见四库总目)等,并传于世。
历史评价
康熙帝: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所知。[13] ②素性偏执,且短于才,封疆之寄不能胜任。[14] ③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15]
郎廷极:才性短偏,多疑苛细。[16]
《清史稿》:清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斌、陇其、伯行三人而已,皆以外吏起家,蒙圣祖恩遇。陇其官止御史,而廉能清正,民爱之如父母,与斌、伯行如一,其不为时所容而为圣祖所爱护也亦如一。君明而臣良,汉、唐以后,盖亦罕矣。斌不薄王守仁,陇其笃守程、朱,斥守仁甚峻,而伯行继之。要其躬行实践,施於政事,皆能无负其所学,虽趋乡稍有广隘,亦无所轩轾焉。[13]
7.张伯行是何许人
清官张伯行 张新春 摘要: 张伯行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其为人、为官、为学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关键词:清官 张伯行 康熙四十六年三月,康熙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南巡至苏州;接受众臣拜见时,康熙评价时任江苏按察使的张伯行为“江南第一清官”。这让和众臣一起在下俯首的张伯行很是有些不自然。
皇帝即出此言,必是对张伯行的行为有所掌握。康熙接下来又说,“朕闻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
(《清史稿·张伯行》) 康熙命督抚们举荐贤能官,大家提了很多人,唯独没有人提张伯行。这反证了康熙给张伯行所下定义的正确性。
“从古到今,凡是清官,大致总不为上司所喜。”(高阳《清官册》)这种观点已为许多有识之士所共识。
张伯行也许是知道举荐活动的结果的;如果那样,那他就不仅是不自然了,而是有点难堪了——清官总会遇到一些难堪。也许张伯行会自问我怎么就得罪(作按察使得罪人是正常的)了阿山总督他们了?难堪归难堪,我清廉我怕谁?大不了不干了、不升了,“怕”我就不是清官了。
二十五日,康熙到了苏州府松江县。康熙召见张伯行,“朕久识汝,朕自举之。
他日居官而善,天下以朕为知人。”(《清史稿·张伯行》)此乃用人之道,别辜负了朕的一片苦心;皇上递了动静,咱清官一定会肝脑涂地地“清”下去的。
之后,康熙向吏部官员推荐张伯行,“福建巡抚员缺,甚为紧要。张伯行为人笃实,即在行间,亦非退缩者,著升为福建巡抚。”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八册)问大学士、督抚们以为如何?都“推奖无异词”。皇帝都说到这份上了,谁还敢有异词,况且人家张伯行也确实行啊。
接了康熙所赐“廉惠宣猷”榜,张伯行走马上任福建巡抚去了。宣猷意即作则,谓张伯行是清廉仁惠的榜样。
张伯行是河南仪封(就是因焦裕禄而扬名天下的今河南兰考县)人,生于顺治八年(1651年)。七岁那年,父亲对张伯行说,“宋朝周、张、(二)程、朱五子,乃上接孔、曾、荀、孟之传也,他日务读其书。”
兰考地方在焦裕禄作县委书记时就那样穷,三百多年前的仪封会怎样是可想而知的;但张伯行家是个富人家,其父亦是熟读孔孟之人。六年间,张伯行读了周张读程朱、读了《四书》读《五经》。
康熙二十年(1681年),张伯行以县学廪生(以最好的成绩取得公费资助驻县读书的秀才)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康熙二十四年,参加会试、殿试,获得三甲第八十名“同进士出身”,时张伯行已三十五岁。经考核,张伯行被授为内阁中书,后又改授为中书科(隶属内阁)中书(职责主要是缮写文书)。
康熙三十四年,父亲去世,张伯行离职回乡为父守孝。守孝期间,张伯行自建请见书院、设义学,讲孔孟之儒道、讲宋明之理学,“皆忠君爱国、明体达用之言”。
张伯行上承儒理、自成一体的主张是“敬”,惟“敬”是理、惟“敬”是道。这种思想是束缚人的。
生逢盛世,讲儒、讲道、讲理、讲敬是合时宜的,也是必要的,都“蛮不讲理”怎么行。张伯行思想即成,其后为官一方即建书院一处,兜售不缀;后来雍正谓其为“礼乐名臣”,并赐榜一方。
康熙三十八年六月,仪封地方连降大雨,河水猛涨,城北旧堤立现溃决。危急时刻,正“丁忧”在家的张伯行挺身而出,自发地组织民众装沙土袋堵塞决口,使损失降到了最低。
事情的关键不在于用什么办法,而在于张伯行的责任意识和组织能力(以张伯行的威望,其组织的成功是可能的);河道总督张鹏翮欣赏张伯行的可能也正是这一点。张伯行组织抗洪抢险的事迹传到正在黄河视察水患的中央大员、河道总督张鹏翮的耳朵里,张鹏翮的眼睛一亮……张鹏翮向康熙疏荐张伯行,言其“堪理河务”(当然不仅因为其懂得用沙土袋堵决口)。
一向重视黄河治理、亟需治河人才的康熙当然不能放过张伯行,谕旨:命张伯行以原衔(内阁中书科中书)赴河工,督修黄河南岸二百余里大堤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水利工程。奔波三年,张伯行圆满地交了差——不止用沙土袋,且积累了一定的治河经验。
康熙四十二年,张伯行被任命为山东济宁道(今山东济宁市)。放下河工,张伯行风尘仆仆地进京陛见皇上。
这一拨官员的陛见由吏部文选清吏司(吏部首司,负责文官的品级考定、选补升调等)的陈处长负责安排;轮到张伯行,陈处长很直白地向其索要一份“厚礼”(一般京官开口都很大。道员的年俸也就100两多一点银子,按照今天的“行情”,估计陈处长最低开口要了张伯行两三年的俸禄),张伯行的反映是“怒目而视”。
有索的没应的,张伯行不是没钱,张伯行是鄙视这种人,这德行怎么当的京官。银子是没送,张伯行自然也就没有如期陛见到皇上。
皇上一看手头的名单,就差张伯行了,这人呢?皇上一过问,那陈处长才派人通知张伯行过来;陈处长一定如此这般地编了些原因。见了皇上,依张伯行的品行,估计也没说陈处长什么,而此时张伯行已在京糗了两个多月。
可也是啊,两个多月,耽误多少事,多花多少差旅费(就算住20元一宿的客栈、顿顿炸酱面)。同去的山东济东道如陈处长所索,献了厚礼、见了皇上,便早早打道回府了;以后有事找到陈处长也好办哪,大不了。
8.余家多鼠患文言文翻译
译文:
我家中以鼠患为苦,向别人请求帮助。得到了一只猫,外形魁梧威猛,牙齿和爪子都很锋利。我私下里认为鼠患是不足为虑的了。刚来的时候(猫)还没有被驯化,就(用绳子)把(它)栓起来饲养,等它被驯服。
老鼠听到它的声音,都出来瞧(它的样子),看上去想很厉害的样子,害怕(猫)把自己吞噬,于是许久不敢走出鼠穴。这时我认为它驯服了,于是解开了束缚它的绳索。(猫)正好看到刚孵出的小鸡,(小鸡)在啾啾的叫,于是(猫)跃起捕捉小鸡。
等到我的家人赶到,(小鸡)已经被(猫)吃了。家人想要持器击打它,我说:“不要以为它平庸。(凡是)有能力的东西,一定有些弊病,吞噬鸡雏就是它的弊病,难道会没有捕鼠的能力么?”于是把它放了。
[这里存疑](猫)当时恐惧的样子。(过后)每天饿了就吃,饱了就嬉戏,没有什么作为。老鼠又偷偷观察,认为猫是把自己捕鼠的能力隐匿起来,还是不敢出来。后来老鼠们观察了很久,发现猫没有其他异常,于是在各个鼠穴里相互转告:“那只猫没有什么能力。”
于是和他们的同类又出来,在(我家)肆虐依旧。我这才认为它的反应奇怪,而猫看见有经过大堂的鸡雏,又赶过去捕食。还(经常)跑着追逐,(不多久)被捕食的鸡雏就超过了一半。我的家人把它抓足带我面前,
(我)数落说:“上天安排人才总是有或多或少的弊病,有能力的人必定有某方面的弊病,忽视弊病,还是可以利用它的能力的。现在你没有捕捉老鼠的能力,却有吞噬鸡雏的缺点,真是没有什么用处啊。”于是鞭打它然后把它赶走了。
原文:
余家苦鼠暴,乞诸人,得一猫,形魁然大,爪牙铦且利。余私计鼠暴当不复虑矣。以其未驯也,絷维以伺,候其驯焉。群鼠闻其声,相与窥其形,类有能者,恐其噬己也,屏不敢出穴者月余日。既而以其驯也,遂解其维絷。
适睹出壳鸡雏,鸣啾啾焉,遽起而捕之。比家人逐得,已下咽矣。家人欲执而击之,余曰:“勿庸。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雏是其病也,独无捕鼠之能乎?”遂释之矣。已则伈伈泯泯,饥哺饱嬉,一无所为。
群鼠复潜视,以为彼将匿形致己也,犹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窥之益熟,觉其无他异,遂历穴相告曰:“彼无为也。”遂偕其类复出,为暴如故。余方怪其然,复有鸡雏过堂下者,又亟往捕之。而走追,则囓者过半矣。
余之家人执之至前,数之曰:“天之生材不齐,有能者必有病,舎其病,犹可用其能也。今汝无捕鼠之能,有噬鸡之病,真天下之弃材也哉!”遂笞而放之。
此文出自明代诗人·薛瑄创作的《薛文清公文集》《猫说》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薛敬轩先生文集》明薛碹著。由门人张鼎汇编,明弘治二年(1489)刊行。二十四卷,内容多为修身养性之事,反对沉溺“词章图画字书技艺之浅事”。
提出“由经以求道”、“复性”为治学之要,认为“性复则明体适用,大而负经济之任,细而厘百司之务,焉往而不得其当哉。清初张伯行将全书编为十卷,收入《正谊堂丛书》。
永乐元年(1403年),薛瑄的父亲在任荥阳县教谕时,河南布政司参政陈宗问前来巡视,在船上偶有感触,随口吟出“绿水无忧风皱面”,但一时想不出对句,便求教于在场官吏,结果无一人能够对得上来。
父亲回家将此事告诉薛瑄,他稍加思索便道出“青山不老雪白头”。陈宗问得知后,颇感惊奇,便亲临学舍看望,还索阅了他平时的诗作,称他才学出众,长大一定能成大器。
作者简介:
薛瑄(1389年8月20日—1464年7月19日),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人。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
薛瑄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天顺八年(1464年)去世,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故后世称其为“薛文清”。隆庆五年(1571年),从祀孔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