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言文阅读理解 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

曹于汴自幼聪颖，入学潜心，渊博之后，尤长理学，因家事寒微，为生活计，曾任西席教师十年有余；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应乡试，考取举人第一名；第二年赴北京应任辰科公试，经过奉天殿（今太和殿）唱名，钦点《进士及第》。初授江苏淮安府推官，曹于汴到任以后，夙夜惟寅，案无积牍，明察秋毫，执法如山，屡受山东按察司嘉奖；万历二十五年外察优等，被提拔进京任给事中。曹于汴坚持任人唯贤和直言敢谏。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回故里安葬亡母，地方官吏和乡绅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可是曹于汴却深居简出，不收礼，不待客，除缅怀慈母外，慷慨解囊，在运城文庙隔壁他家祠堂里（现运城中学校址）创办了一所“宏运书院”。曹于汴的浩然正气和高风亮节赢得了乡里的敬仰，故人们给他家大门上挂了一块匾，上书“大德望曹”。

崇祯帝朱由检做王子的时候，就厌恶太监，待至魏忠贤的党羽满朝堂，走狗满天下，生祠全中国，逆迹逐渐暴露以后，他对宦官阉党之流更加深恶痛绝。所以他一上台，为了彻底肃清这些败类，就授曹于汴为左都御使。曹于汴建议朝廷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四条罪状，对魏忠贤之流进行严格审查，举国上下和宫廷内外，一齐动手，几天功夫，二百六十一名罪犯全部落网。魏忠贤在从安徽凤阳皇陵往京都解押途中的阜城畏罪自杀被碎尸，朝廷内外的狐群狗党，基本归尽。除掉了宦官阉党，曹于汴已是七十五岁了，在风云变幻、三易其帝的年代里，在奸贼不绝，诤臣受压的朝廷里，几经宦海沉浮，已是精力不支了，所以力请告老还乡。曹于汴家居期间，专心致志，呕心沥血著作《共发篇》、《仰节堂集》和《安邑县志》。曹于汴逝世后，崇祯帝表示震悼，追赠“太子太保”，并派鸿胪寺遣使致祭，抚恤优厚。[1]

《明史》记载编辑

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万历十九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淮安推官。以治行高第，授吏科给事中。疏劾两京兵部尚书田乐、邢玠及云南巡抚陈用宾，乐、玠遂引去。吏部郎赵邦清被诬，于汴疏雪之。谒告归，僦屋以居，不蔽风日。

起历刑科左、右给事中。朝房灾，请急补旷官，修废政。辽左有警，朝议增兵，于汴言：“国家三岁遣使者阅边，盛奖边臣功伐，蟒衣金币之赐，官秩之增，未尝或靳。今废防至此，宜重加按问。边道超擢，当于秩满时阅实其绩，毋徒循资俸，坐取建牙开府。”进吏科都给事中。给事中胡嘉栋发中官陈永寿兄弟奸，永寿反讦嘉栋。于汴极论永寿罪。故事，章疏入会极门，中官直达之御前，至是必启视然后进御。于汴谓乖祖制，泄事机，力请禁之。三十八年典外察，去留悉当。明年，典京察，屏汤宾尹、刘国缙等，而以年例出王绍徽、乔庆甲于外。其党群起力攻，于汴持之坚，卒不能夺。以久次擢太常少卿，疏寝不下，请告又不报，候命岁余，移疾归。

光宗立，始以太常少卿召。至则改大理少卿，迁左佥都御史，佐赵南星京察。事竣，进左副都御史。天启三年秋，吏部缺右侍郎，廷推冯从吾，以于汴副，中旨特用于汴。于汴以从吾名位先己，义不可越，四辞不得，遂引疾归。明年，起南京右都御史，辞不拜。时绍徽、应甲附魏忠贤得志，必欲害于汴，属其党石三畏以东林领袖劾之，遂削夺。

崇祯元年，召拜左都御史。振举宪规，约敕僚吏，台中肃然。明年京察，力汰匪类，忠贤余党几尽，仕路为清。温体仁讦钱谦益，下钱千秋法司，讯不得实，体仁以于汴谦益座主也，并讦之。于汴亦发体仁欺罔状。帝终信体仁，谦益竟获罪。

先是，诏定逆案。于汴与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刑部尚书乔允升平心参决，不为已甚，小人犹恶之。故御史高捷、史褷素憸邪，为清议所摈，吏部尚书王永光力荐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于汴恶其人，久弗咨。永光愤，再疏力争。已得请，于汴犹以故事持之，两人遂投牒自乞，于汴益恶之，卒持不予。两人竟以部疏起官，遂日夜谋倾于汴。

中书原抱奇者，贾人子也，尝诬劾大学士爌。至是再劾爌及于汴并及尚书孙居相、侍郎程启南、府丞魏光绪，目为“西党”，请皆放黜，以五人籍山西也。帝绌抱奇言不听。而工部主事陆澄源复劾于汴朋奸六罪。帝虽谪澄源，于汴卒谢事去。及辞朝，以敦大进规。七年卒，年七十七。赠太子太保。

于汴笃志正学，操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崇奖名教，有古大臣风。著有《仰节堂集》。

2.东林党人的爱国表现在哪里

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

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顾允成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

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

时人称之为东林党。明神宗朱翊钧统治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

针对这一现象，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

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万历后期，双方以争国本为首，以三案为余波，相攻不已。

天启帝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最大的阉党集团，齐楚浙诸党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

魏忠贤又使人编《三朝要典》，借红丸案、梃击案、移宫案三案为题，毁东林书院，打击东林党。东林著名人士魏大中、顾大章、高攀龙、周起元、缪昌斯等先后被迫害致死。

齐楚浙党又造天鉴诸录，加东林以恶名，并列党人榜于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名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朝中善类为之一空。魏忠贤还指使党羽制造《东林点将录》，将著名的东林党人分别加以《水浒》一百零八将绰号，企图将其一网打尽。

天启七年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死，次年毁《三朝要典》，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与阉党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南明时期。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是东林党首领顾宪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镌刻在东林书院的大门口。

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被削去了官籍返回了故乡无锡。他和弟弟顾允成一道倡议修复了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

这所书院原本是宋儒杨时创立的，杨时是宋代大儒程灏、程颐两兄弟的门徒，是“二程学说”的正宗嫡传。后来的另一位宋代大儒朱熹则是杨时的弟子。

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的时候，十分明确地宣布他是讲程朱理学的，也就是说，他是继承杨时衣钵的。 重新营建东林书院，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知县林宰帮了很大的忙。

落成之后，顾宪成与志同道合的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人讲学其中，来听讲求学的人称顾宪成为泾阳先生，后来也有人称他为东林先生。 当时，不少怀抱道义而不被当政者所接纳的士大夫退归林野，东林书院的重建使他们找到了知音，因此都争相前来，使得“学舍至不能容”。

顾宪成常说：“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隐求乡里不讲正义，不配称为君子。”他的这些观点博得同志者的响应。

讲学之余，他们聚在一起，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褒贬品评执政的大臣。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

这样一来，朝中的一些官员，如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人，也与东林书院遥相应和、互通声气。他们怀着忧国忧民的意识，意在有所作为，就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与他们唱反调的那一派称他们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着天下的舆论。 当时，神宗长时间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宫过着“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的生活，身边的侍者办事稍不称意“辄毙杖下”。

且又极其贪婪，恨不得把天下财货都搜刮进宫中供其挥霍。把大批太监派作“矿使”、“税监”前往各地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

他把朝廷官员的任免都丢在一边，使在职的官吏无法得到升迁，空缺的职位难以及时补充。最糟糕的时候，六部的尚书只有一位，都御史10年不补。

为了增置不足的内阁大臣，首辅大臣竟然上了100多道奏章请求。这样一来，就助长了朝野上下的派别纷争愈演愈烈。

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他们被称为“浙党”。另外还有什么“秦党”，成员都是陕西籍的官僚，还有什么“齐党”、“楚党”、“宣党”，都是以首领的籍贯命名的。

“秦党”的政见与“东林党”相吻合，其他各“党”都与“浙党”声气相通，党争之风甚嚣尘上。 东林党人往往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反对“矿使”、“税监”，甚至敢于冒犯“龙颜”。

当凤阳巡抚李三才受到内阁大臣论处的时候，在东林书院讲学的顾宪成就上书给叶向高、孙丕扬，称颂李三才的政绩。御史吴亮把顾宪成的信抄在邸报中，使攻击李三才的人大为恼火。

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经查抄了太监陈增的爪牙程守训的几十万赃款及大量的奇珍异宝，并将程守训依法治罪，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他还在万历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多次上疏，陈述矿税的弊害。

万历三十年和三十一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