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之难乎哉是哪篇古文

知难

作者：章学诚

【原文】

为之难乎哉？知之难乎哉？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知其名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知言，我知所以为言矣；此知之难也。

人知《易》为卜筮之书矣，夫子读之，而知作者有忧患，是圣人之知圣人也。人知《离骚》为辞赋之祖矣，司马迁读之，而知悲其志，是贤人之知贤人也。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忧，而欲知文王之忧，则几乎罔矣。然则古之人有其忧与志者，不得后之人有能忧其忧、志其志，而因以湮没不彰者，盖不少矣。

刘彦和曰：“《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韩囚马轻。”盖悲同时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严畏韩非，孝武之俳优司马，乃知之深，处之当，而出於势之不得不然。所谓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贾生远谪长沙，其后召对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见生，自谓过之，见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际，可谓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对。所谓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刘知几以卓绝之学，见轻时流，及其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可谓遇矣；然而语史才则千里降追，议史事则一言不合。所谓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贾之知而不用，即如刘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马之狎而见轻，即如韩之谗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韩、马、贾、刘，亦云穷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难言也。

庄子曰：“天下之治方术者，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为不可加，是不自知之过也。天下鲜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世传萧颖士能识李华古战场文，以谓文章有真赏。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颖士不能一见而知其为华，而漫云华足以及此，是未得谓之真知也。而世之能具颖士之识者，已万不得一；若夫人之学，固有不止於李华者，於世奚赖焉？凡受成形者，不能无殊致也；凡禀血气者，不能无争心也。有殊致，则入主出奴，党同伐异之弊出矣；有争心，则挟恐见破，嫉忌诋毁之端开矣。惠子曰：“奔者东走，追者亦东走；东走虽同，其东走之心则异。”今同业者众矣，岂能皆出於同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难言也。

欧阳修尝慨《七略》、《四部》，目存书亡，以谓其人之不幸；盖伤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获麟以来，着作之业，得如马迁、班固，斯为盛矣。迁则藏之名山，而传之其人；固则女弟卒业，而马融伏阁以受其书，於今犹日月也。然读《史》、《汉》之书而察徐广、裴駰、服虔、应劭诸家之注释，其间不得迁、固之意者，十常四五焉。以专门之攻习，犹未达古人之精微，况泛览所及，爱憎由己耶！夫不得传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传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与爱憎不齐之数。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后之知，所以难言也。

人之所以异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贵者，相悦以解也。贤者不得达而相与行其志，亦将穷而有与乐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当时，亦将没而俟知己於后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此伯牙之所以绝弦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号者也。

夫鶡鹊啁啾，和者多也；茅苇黄白，靡者众也。凤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寻，知其寡和无偶，而不能曲折以从众者，亦势也。是以君子发愤忘食，闇然自修，不知老之将至，所以求适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无涯之毁誉哉？（《文史通义》）

【译文】

做文章难呢？知道文章难呢？说到人的所谓相知，不是知道他的姓和名，也不是知道他的声音容貌就算啦；读他的书，知道他的文章，知道他所以做文章才算相知呢。知道他名字的是很多的，知道他的文章的，一千个中便得不到一百个；知道他的文章的已很少了，知道他所以做文章的，一百个人中得不到一个了。可是天下的人都说我知道文章，我知道所以做文章了：这是“知”的“难”啊。大家都知道《易经》是占卜的书，孔子读了，却知道文王有忧患而作，这是圣人的知道圣人。

2.“知之难乎哉”全文翻译的内容是什么

全文翻译如下：懂得（知道、明白）（一个人）真是难啊！人们说他知道的原因，不是知道他的姓和名，也不是知道他的声容面貌；读他的书，明白他的话（思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罢了。

读他的书的人，天下到处都是；明白他的话的人，一千个人中不到一百个；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的人，一百个人中不到一个。然而世人都说：“我能读他的书，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

这就是“懂得”的难处啊。人们知道《离骚》是辞赋的起源（鼻祖），司马迁读《离骚》，就知道感悲它（所表达）的志向，这是贤人懂得贤人啊。

没有司马迁那样（高远）的志向，而想明白屈原的志向，则几乎不可能啊。1.原句出自章学诚的《知难》，原文如下：为之难乎哉？知之难乎哉？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

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知其名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

然而天下皆曰我知言，我知所以为言矣；此知之难也。人知《易》为卜筮之书矣，夫子读之，而知作者有忧患，是圣人之知圣人也。

人知《离骚》为辞赋之祖矣，司马迁读之，而知悲其志，是贤人之知贤人也。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忧，而欲知文王之忧，则几乎罔矣。

然则古之人有其忧与志者，不得后之人有能忧其忧、志其志，而因以湮没不彰者，盖不少矣。刘彦和曰：“《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韩囚马轻。”

盖悲同时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严畏韩非，孝武之俳优司马，乃知之深，处之当，而出於势之不得不然。

所谓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贾生远谪长沙，其后召对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见生，自谓过之，见之乃知不及。

君臣之际，可谓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对。所谓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

刘知几以卓绝之学，见轻时流，及其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可谓遇矣；然而语史才则千里降追，议史事则一言不合。所谓迹相知，而心不知也。

夫迹相知者，非如贾之知而不用，即如刘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马之狎而见轻，即如韩之谗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韩、马、贾、刘，亦云穷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

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难言也。

庄子曰：“天下之治方术者，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为不可加，是不自知之过也。

天下鲜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世传萧颖士能识李华古战场文，以谓文章有真赏。

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颖士不能一见而知其为华，而漫云华足以及此，是未得谓之真知也。

而世之能具颖士之识者，已万不得一；若夫人之学，固有不止於李华者，於世奚赖焉？凡受成形者，不能无殊致也；凡禀血气者，不能无争心也。有殊致，则入主出奴，党同伐异之弊出矣；有争心，则挟恐见破，嫉忌诋毁之端开矣。

惠子曰：“奔者东走，追者亦东走；东走虽同，其东走之心则异。”今同业者众矣，岂能皆出於同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

此同道之知，所以难言也。欧阳修尝慨《七略》、《四部》，目存书亡，以谓其人之不幸；盖伤文章之不足恃也。

然自获麟以来，着作之业，得如马迁、班固，斯为盛矣。迁则藏之名山，而传之其人；固则女弟卒业，而马融伏阁以受其书，於今犹日月也。

然读《史》、《汉》之书而察徐广、裴駰、服虔、应劭诸家之注释，其间不得迁、固之意者，十常四五焉。以专门之攻习，犹未达古人之精微，况泛览所及，爱憎由己耶！夫不得传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传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与爱憎不齐之数。

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后之知，所以难言也。

人之所以异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贵者，相悦以解也。贤者不得达而相与行其志，亦将穷而有与乐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当时，亦将没而俟知己於后世。

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

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此伯牙之所以绝弦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号者也。

夫鶡鹊啁啾，和者多也；茅苇黄白，靡者众也。凤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寻，知其寡和无偶，而不能曲折以从众者，亦势也。

是以君子发愤忘食，闇然自修，不知老之将至，所以求适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无涯之毁誉哉？（《文史通义》）2.作者：章学诚，清代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原名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

浙江会稽（今浙江省绍兴）人。章学诚自小对文史有浓厚兴趣，立志追求学问。

26岁肄业国子监。28岁在京师事大学士朱筠，得以尽览其丰富的藏书，并与往来朱门的名流学者研讨学术源流及异同，学业大进。

清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应乡试中举，翌年中进士。曾援授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

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自以为“迂流”不合世用，不愿入仕，在保定、定州、归德等地书院讲学。

一生主修、参修各类地方史志十余部。从。

3.章学诚 的 浙东学术 译文

研究天与人、性与命的学问，不可用抽象的言辞来讲啊。所以司马迁本着董仲舒的天人性命之说，写出了有益于治国安邦的著作（《史记》）。儒者想尊崇人的天赋禀性，却又抽象地谈论义理来作为（治学的）功绩，这就是宋明理学被才德高尚的人所讥讽的原因啊。孔子说：“我要把我的思想托付于空洞的理论，倒不如在叙述具体历史事件中体现出来深切彰显啊。”这就是《春秋》为什么可以有助于治国的缘故啊。圣明像孔子，言语代天行教化，尚且不以空洞的话取胜，何况别人呢？所以善于说天与人、性与命，没有不切合于社会现实的。夏商周三代的学术，只知道有史学而不知道有经学，是因为它切合社会现实啊；后人看重经术，（也）因为它就是三代的历史啊；近代儒者谈论经学，好像在社会生活之外，另有所谓的义理啊。浙东学术，谈论性与命的必考究于历史，这是它卓然自立的原因啊。

朱熹和陆九渊持议不同，为门户之见大加攻伐，（他们的争论）是多年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所在，也是多年以来（阻碍）学术的荆棘林啊。推究他们争论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只是空话沸腾而不切合世事罢了。明了史学本于《春秋》，明了《春秋》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就应该知道性与命的学问不能空说，而谈论学问的人一定要有实事可做，不但是没有门户之见可持，而且没有渠道持门户之见啊。浙东学术，虽然源流是一样的，但因为他们的境遇不同，所以在现实中的表现（也不同），王阳明发挥它而立了功绩，刘宗周发挥它而成就了气节，黄宗羲发挥它而隐居不仕，万氏兄弟发挥它而治经著史。虽然同出于一个源头，而表现出来的形态却有很大差别，这是因为他们各自有事可做的缘故啊。那些不做应该做的事，而只是空论天赋禀性，空谈学问，（他们的学说）就像黄茅白苇，面目非常相像，不得不创立不同的门户，来表示自家的见解而已，所以只有浅陋的儒者才争门户之见啊。

可能有人说：功绩气节，真的可以和著述相提并论吗？回答说：史学之所以可以资治，（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空洞的著述啊。例如六经，同出自孔子之手，儒家先辈认为成就没有大过《春秋》的，正是因为它切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啊。后来的人说到著述的，舍弃今世而迷恋古代，舍弃社会现实而谈论性命天人，则是我不得而知的了。治学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足以言史学啊。

4.章学诚“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的含义

既然史义贵在“心裁”和“别识”，那么其中就蕴涵着一个主观判断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走入左右史实、任情褒贬的歧途。为此，学诚在刘知几“才、学、识”史学三长之外又提出了“史德说”。学诚指出：

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

“慎辨于天人之际”取言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但较之于马迁的孤言片语，学诚之论具体、详尽多了。这里的“天”，既包括自然世界，同时也包括由“人”构成的“社会”。以此，学诚“天人之际”的“天”，即专指与“人”相对待的“社会”；而“天人之际”的“人”则指与“社会”相对待的“我”。放在《文史通义》的特殊语境下，这里的“人”即专指史家。所谓“史德”，用学诚的话说就是“著述者之心术也”。这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史学家应当培养什么样的“心术”，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本体精神或自觉意识的问题。

学诚指出：

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这就是说，史学家撰史评史，不能没有感情，但又绝不能放纵感情，感情用事，这样必然要使气失宕、淑、骄， 情失流、溺、偏。把握好史实与感情的分寸，正是史家所追求的一种崇高境界。

学诚在论史德时曾提出过一个耐人寻味的论点，指出，在史学家中，如“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隐恶”，对于此类“秽史”和“谤书”及其作者，人们“读其书先不信其人”，虽满纸谎言，但因作者劣迹昭著，不难辨别，因此“其患未至于甚也”。真正令人耽心的是那些“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末底于粹”，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修养不到家的史学家。大恶不足虑，中庸实堪忧，章氏的论点令人深思。从史学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5.章学诚《文史通义》最好是原文（竖排版的）

余论古文辞义例，自与知好诸君书，凡数十通；笔为论著，又有《文德》、《文理》、《质性》、《黠陋》、《俗嫌》、《俗忌》诸篇，亦详哉其言之矣。

然多论古人，鲜及近世。兹见近日作者，所有言论与其撰著，颇有不安于心，因取最浅近者，条为十通，思与同志诸君相为讲明。

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复述，览者可互见焉。此不足以尽文之隐，然一隅三反，亦庶几其近之矣。

一曰，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体，则胸中是非，不可以凭，其所论次，未必俱当事理。

而事理本无病者，彼反见为不然而补救之，则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矣。 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请大兴朱先生作志。

叙其母之节孝，则谓乃祖衰年病废卧床，溲便无时，家无次丁，乃母不避秽亵，躬亲薰濯。其事既已美矣。

又述乃祖于时蹙然不安，乃母肃然对曰：“妇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呜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无芥蒂，何有嫌疑？节母既明大义，定知无是言也。

此公无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斡旋其事，方自以谓得体，而不知适如冰雪肌肤，剜成疮痏，不免愈濯愈痕瘢矣。人？不解文辞，如遇此等，但须据事直书，不可无故妄加雕饰。

妄加雕饰，谓之剜肉为疮，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书内不讳小恶。

岁寒知松柏之后雕，然则欲表松柏之贞，必明霜雪之厉，理势之必然也。 自世多嫌忌，将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怀惭，则触手皆荆棘矣。

但大恶讳，小恶不讳，《春秋》之书内事，自有其权衡也。江南旧家，辑有宗谱。

有群从先世为子聘某氏女，后以道远家贫，力不能婚，恐失婚时，伪报子殇，俾女别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

是于守贞殉烈，两无所处。 而女之行事，实不愧于贞烈，不忍泯也。

据事直书，于翁诚不能无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殇，是女本无死法也。

《曾子问》，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谓恐失人嘉会之时。

是古有辞昏之礼也。今制，婿远游，三年无闻，听妇告官别嫁。

是律有远绝离昏之条也。 是则某翁诡？子殇，比例原情，尚不足为大恶而必须讳也。

而其族人动色相戒，必不容于直书，则匿其辞曰：“书报幼子之殇，而女家误闻以为婿也。”夫千万里外，无故报幼子殇，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无是理也。

则文章病矣。人非圣人，安能无失？古人叙一人之行事，尚不嫌于得失互见也。

今叙一人之事，而欲顾其上下左右前后之人，皆无小疵，难矣。是之谓八面求圆，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闻事欲如其人者也。尝见名士为人撰志，其人盖有朋友气谊，志文乃仿韩昌黎之志柳州也，一步一趋，惟恐其或失也。

中间感叹世情反复，已觉无病费呻吟矣。 末叙丧费出于贵人，及内亲竭劳其事。

询之其家，则贵人赠赙稍厚，非能任丧费也。而内亲则仅一临穴而已，亦并未任其事也。

且其子俱长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为经理者也。诘其何为失实至此？则曰：仿韩志柳墓终篇有云：“归葬费出观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卢遵，既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

”附纪二人，文清深厚。今志欲似之耳。

余尝举以语人，人多笑之。不知临文摹古，迁就重轻，又往往似之矣。

是之谓削趾适屦，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为圣，夫子不敢自居。

瑚琏名器，子贡安能自定。称人之善，尚恐不得其实；自作品题，岂宜夸耀成风耶？尝见名士为人作传，自云吾乡学者，鲜知根本，惟余与某甲，为功于经术耳。

所谓某甲，固有时名，亦未见必长经术也。作者乃欲援附为名，高自标榜，恧矣！又有江湖游士，以诗著名，实亦未足副也。

然有名实远出其人下者，为人作诗集序，述人请序之言曰：“君与某甲齐名，某甲既已弁言，君乌得无题品？”夫齐名本无其说，则请者必无是言，而自诩齐名，藉人炫己，颜颊不复知忸怩矣！且经援服、郑，诗攀李、杜，犹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经，某甲之诗，本非可恃，而犹藉为名。 是之谓私署头衔，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为贵，人亦宜然也。天下皆圣贤，孔、孟亦弗尊尚矣。

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则滔滔皆是也。前人讥《晋书》，列传同于小说，正以采掇清言，多而少择也。

立朝风节，强项敢言，前史侈为美谈。明中叶后，门户朋党，声气相激，谁非敢言之士？观人于此，君子必有辨矣。

不得因其强项申威，便标风烈，理固然也。我宪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

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今观传志碑状之文，叙雍正年府州县官，盛称杜绝馈遗，搜除积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于循吏传矣。

不知彼时逼于功令，不得不然，千万人之所同，不足以为盛节。岂可见阉寺而颂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贵薪木，涉水而宝鱼虾，人知无是理也，而称人者乃独不然。

是之谓不达时势，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见，有如《管晏例传》，而勋详于《齐世家》；张耳分题，而事总于《陈余传》；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详略之体所宜然也。

若夫文集之中，单行传记，凡遇牵联所及，更无互著之篇，势必加详，亦其理也。但必权其事理，足。

6.（子思荐苟变）的文言文的翻译

原文：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才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

译文：子思向卫国国君提起苟变说：“他的才能可统领五百辆车。”卫侯说：“我知道他是个将才，然而苟变做官吏的时候，有次征税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他。”孔说：“圣人选人任官，就好比木匠使用木料，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因此一根合抱的良木，只有几尺朽烂处，高明的工匠是不会扔掉它的。现在国君您处在 战国 纷争之世，正要收罗锋爪利牙的人才，却因为两个鸡蛋而舍弃了一员可守一城的大将，这事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啊！”卫侯一再拜谢说：“我接受你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