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文言文一定要背吗
1.高中文言文一定要背吗
当然是理解的背喽。当你真正理解的时候,背诵就很容易了。
我当年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刻意的背过任何一篇文章。但是我会认真听老师讲课,认真理解每一篇文章。学完之后,很多文章我就可以大段大段的往出背。
有些写的好的段落,我今天都可以背下来。
课外的文言文,多看看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一定要精读和泛读相结合,课本上的是精读,课外是泛读。(你想,当然是好文章才能被选进课本的对不对?)如果课本上的不重视,反而花太多时间在课外文言文上,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
2.为什么要背文言文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其发展的过程和精华就浓缩在浩繁的古文里。
古文是指春秋战国及其以前古书上的文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周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把古文与大篆相提并论,说古文是史籀以前的文字的通称。
由于古人无笔墨,于是就用竹签点漆,在竹筒上写字,称为书契文,亦叫竹简书。因竹硬漆腻,书写不流利,写出的字头粗尾细,象蝌蚪之形,故叫蝌蚪书或蝌蚪文。凡是竹简漆书,都可以叫蝌蚪文,不一定非他颉所书不是蝌蚪文。
古文主要是指《易经》、《论语》、《春秋》、《尚书》、《周礼》、《吕氏春秋》、《孝经》等等古书上的文字,是比较早的笔书文字。
与骈文相对而言的,奇句单行、不讲对偶声律的散体文。魏晋以后骈俪文盛行,讲究对偶,句法整齐而文词华丽。北朝后周苏绰反对骈体浮华,仿《尚书》文体作《大诰》,以为文章标准体裁,时称“古文”,即以先秦散文语言写作文章。其后,至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主张恢复先秦和汉代散文内容充实、长短自由、朴质流畅的传统,即称这样的散体文为古文。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师说》说:“李氏子蟠,……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於时,学於馀。”都正式提出了古文的名称,并为后世所沿用。唐代优秀的古文家,虽以复古为号召,却富有革新精神。他们既犟调“道”的重要,也很注重“文”的作用,并崇尚创造,主张“惟古於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各识职”(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他们所作的古文,实际上是一种新型散文,从当时口语中提炼而成为一种新的书面语言,有自己的个性与时代现实性,也有部分较为艰深僻涩的,但非主流。明代倡导“文必秦汉”的何景明说:“夫文靡於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韩”(《与李空同论诗书》),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韩愈的所谓古文与先秦汉代之文不同,它是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的。
学习阅读古文,需要较深的文字功底,二十世纪初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寻根文化再度热起,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当今世界到了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弘扬中华文化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胡适由于当年在学术界的地位高大,因此他的观点影响范围最广。现代一般人对“国学”的理解,大多沿革于胡适。
现在,国学又可称国故,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
目前汕头大学王富仁教授提出了“新国学”概念,他认为新国学就是适应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新国学倡导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念,说胡适很行,同样也不否认鲁迅的伟大,各种文化的对立不要看得那么重,每个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它视中国文化为一个结构整体,是包括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现当代学术在内的中国学术的总称。"新国学强调的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整体,谁也缺少不了谁。
数千年的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兴则国家兴,历史传统文化充满了凝聚力、召唤力和创造力。绝大多数古文都是经过很长时间传承的,其间气象万千佳作如云,一旦深入其间将会爱不释手自心俱醉!
诚然,对于一个初学者阅读古文就如同看天书一样难,我们可以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古人读书尚能“头悬梁、锥剌股”,今天有电视、网络等现代信息传输工具,为我们学习古文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古文教育越来越直观,只要稍稍下点功夫学好真文决非难事。
